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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Underground (Since 2000)我们这样的人都不容易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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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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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009 最难的是诚实面对自己 人这一辈子，最理想的轨迹是从无知幼童出发，最终走向坦荡释怀的老人，而间中那些纠结、疑惑，又或者冲动、莽撞的岁月，则是人人必经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些牵扯不清的东西，生活才变得更有乐趣。
说这是一种理想的轨迹，是因为无知幼童好当，坦荡豁达的老人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一个幼童，生活里没有什么厉害关系，做错了事认个错并不是很难的事，偶尔撒个小谎，多半也是恐慌父母手里的鞋底。待到进了社会，人的关系复杂了，需要形象、爱好面子，甚至于有些错事承认下来，会有妻离子散、身败名裂的后果，更可能招来有牢狱之灾和杀头之祸。于是，一个谎话说出来，又用一千个谎话去圆，谎话说多了，自己都把它当了真。等年纪越来越大，地位、荣誉、财富剧增，无法舍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这样的老人又怎会低下头，去检讨过往的种种错失，日日反省自己呢？所以当君特·格拉斯功成名就之后，忽然坦诚自己当年是个纳粹时，那段历史固然需要检讨，但我一样佩服这位老人的勇气。而某些文化老人明明没有什么建树，还总是作大师装，四处讲些胡扯的话。 季羡林当然是值得尊重的，纵观他的散文写作之路，既是从年少时讲究辞藻和修饰，到晚年回归平实，并且越来越多地质问自己，越来越多地反省。用最大的真诚地写一些回忆文章，常常是在文字的流淌中剖析自己。尽管剖析是疼痛的。 季羡林这辈学人身上有一种难得的诚实，谦卑和夸耀都不曾出现在他们身上，只需要“我口述我心”，不属于自己的不要，自己有的也不否认。看他辞掉头上三顶帽子的文字，就知道这个人的实在：他不认为自己的国学底子足够深厚，但也不否认自己“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他说自己几十年来一直担任行政工作不能称为“学界泰斗”，但也不否认自己“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的事实。 把季羡林的离去当成一个时代的终结，总有他的道理：季羡林是陈寅恪的弟子，即便是启蒙他的中学老师董秋芳，那也是教育大家，他不仅从这些前辈大师上得到了学养的充实，更是在学习他们做人的品格。中国传统教育中教书也育人的理念，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我们这样的记者太过年轻，无缘接触到前辈如季羡林，不过他的得意门生钱文忠倒是采访过好几次，在这位有学问、懂生意的奇人身上，我能感受到钱文忠从季羡林身上得到的那种宽容、礼貌、大度的熏陶。但季羡林之后还能否有这样做人做学问的传承呢？
当个狗仔不容易（跟踪《唐山大地震》） 很偶然的机会，上周客串了一把狗仔，再度体会到狗仔的不易。
这次是去跟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剧组。早一天收到消息，剧组第二天7点就要在浙大之江校区集合拍戏，他们是几个大车就从酒店拉过去，我们这些记者就只好从城里各处各自想办法往那儿赶，路远到无所谓，关键是让我们这些习惯晚睡的夜猫子起早，那才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之江校区就在江边上，果然是环境怡人，绿化的程度自不必说，那些很有味道的红砖老建筑，也让我们仿佛置身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里，颇有一点鹿桥在《未央歌》里描述的西南联大的味道。好吗？其实不好。沿江的校区空气湿度大，在黄梅天里更显得闷热，一圈跑下来衣服已经浸透了汗水。更糟糕的是绿树草丛养出来的大蚊子，不仅咬得准还咬得疼，结果怕热穿短裤的我还被同行嘲笑“没经验”。
剧组把钟楼当作圆点围出了一个方圆五十米的拍摄区，一来怕镜头带到人穿帮，二来也为了防范太多场景曝光。于是记者们就只好围着这个警戒线绕着圈儿跑，着急寻找“制高点”，之江校区又是依山而建，几圈下来不亚于晨练了一把。
守望也是极其无聊的事情，等演员、等镜头都得等，剧组知道他们何时到何时拍，他又不会告诉你，就只能傻候着，不能跑开。万一遇上“三急”或者去买个水喝，错过了真是后悔莫及，场面还能听人描述，画面没拍到就彻底完了。这年头“有图有真相”，没了照片，文章的可信度和阅读信下降一半，自己不满意读者就更不满意了。
也不是每次蹲点都能抓到点什么的。去之江校区的前一晚，也是听说冯小刚那拨人在下榻的酒店有开机饭，结果等了四个小时，连个人影都没见到。后来打探了一下，才知道他领着一拨人可能去了毛家埠的一个别墅里。前段时间满文军因为吸毒被抓，从看守所里放出来的时候，满北京城的记者也是收到消息前去蹲点，结果很多人从晚上受到了天亮也没见他出来，后来听说是被人悄悄接走了。结果各大门户网站上登出来的，也不过就是一群蹲守记者的照片，看着好不心酸。
回想起来，这探班的活儿，最早还是去的桃花岛，那是在2000年，张纪中在那里拍新版《射雕英雄传》。那时候我还是个实习生，桃花岛也还是舟山一个很少有人上去的小岛，跟着老师长途跋涉去到岛上，剧组倒是非常好认——一到中午，小小的城区里也只有剧组的人会拿着搪瓷饭盆去打饭。
我们到的时候周迅还没有来，记者们得着机会去接船，结果人下来才发现，周迅原来那么瘦小。第二天，一群人也是跟着不知道哪里传来的消息，四处寻找拍摄地点，找到了，又发现周迅之不同，不演戏的时候香烟咖啡不离手，搞得面色焦黄，跟旁人“啪啪”几张合影之后，便甩手而去，扔下一句“再拍我真成道具了”。而身边也只有李亚鹏关照，后来才有了两个人的恋情。
那个时候，剧组对来探班的记者还算客气，没见着有什么警戒线一说，还能和演员导演说上几句。现在的剧组遇到记者却越来越像遇到了洪水猛兽。其实冯小刚也好、张纪中也好，我们这些当记者的着实着了他们的道儿，他们拍任何戏观众都有兴趣，各大媒体就得想尽法子去采访，剧组这边又怕剧情泄漏地太多，观众没了看戏的兴趣。这一来一去地拉锯之后，观众的胃口被调得更足，电影、电视的收视率就更高。别看冯小刚为场景、剧情的曝光而“震怒”，他心里可美着呢。 只有名人没有神话 有时候，采访会变成一件很神奇的事。
那是个没有太阳但闷热的下午，去北山路曲院风荷对面的一幢民国建筑里参加一本书的发布会，这个叫“穗庐”的地方建于1925年，以前是富商的私家园林，现在成了江南文学会馆。穗庐变成会馆之后，我去过好几次，每每都在院子里，这次却坐进了偏厅。这次，是为了这本叫做《文史我鉴》的书。书里都是江南文人的过去，一种揭秘，一种曾经认为不能说，现在又觉得能说的历史，不但有林徽因、夏衍这些国人皆知的人物，也有孙席珍、陈企霞这些现在名声并不见得大，当年却叱咤风云过的名人。
翻着手里的书，一边听老编辑沙牧讲编书过程中的种种事项，思维不禁有些游离。杭州实在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自古都是。你看孙席珍可以从从北伐时的革命军上校变成晚年时杭大的教授；再看看陈企霞抗战时豪情收编土匪，晚年也在杭大平静教书的经历。实在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青春时的万丈激情，足可以回忆一生，而年老活明白了一切，人生归于平淡的时候，那些荒诞和热血又都不属于自己，也就成了历史的组成部分。
放下书，我抬头看看偏厅的天花板，这上面有一个五角星的浮雕图案，显然是解放后再度装修时的产物。而墙上对昆剧《牡丹亭》和《红楼梦》的介绍又牵扯出更多对于这座城市和湖的人文历史的情绪。北山路是一条很神奇的道路，蒋经国的别墅和日本领事馆离得那么近，史量才和秋水夫人的旧居也在不远处。前段时间，上海一家拍卖公司上拍了一批故人的遗物，就包括一对史量才和秋水夫人用过的古琴，又勾起人们对这对眷侣当年在秋水山庄琴瑟和谐的遐想。新新饭店是民国建筑的集大成，或许并不是最好，却是最多最有延续的地方，数年前饭店也对里面的房间进行过翻修，我进去看过一个套间，位置相当地好，也只有在那个地方，打开窗的时候能轻易把一个苹果直接扔进西湖里去。经理介绍起来，这个房间自然也是住过许多民国大人物，而这历史和地段便给了套间每晚3700大元的好价钱。有实力的人花这个钱还是值得的，毕竟在这样的房间里住一夜，你也就成了城市历史的一部分了——至少自己可以这么想想。
北山路的老建筑在2004、2005年的时候经过一次集体保护性修复，很多成了对外开放的景点。在上海，很多老公寓则被租出去继续给租客使用。那是种多么奇怪的感觉啊，房东会告诉你这间房谁谁来住过，那些地板、门面又有多少多少年的历史，所以装修是可以的，却又有很多东西一再叮嘱你碰不得。在一个房龄老到爷爷一辈的房子里，看着上海现在的灯红酒绿，你找得到城市繁华的来龙，也看得到它繁华的去脉，那又是一种多么踏实安定的感觉。
而人事的变迁是从不会像建筑那么踏实的，就像洪君彦笔下的章含之和作为乔冠华夫人的章含之，又是那么地不同，每人眼里都有一个哈姆雷特，谁又能说得清个中是非呢？所以名人是存在的，而神话却从来没有存在过，只是我们看不清，想不透罢了。 用时间定义一种永恒（纪念杰克逊） 在那些怀念迈克尔·杰克逊的文章里，常常闪烁着以下这些名字：猫王、披头士、弗兰克·辛纳屈、科特·柯本……迈克尔·杰克逊被视作改变一个时代的人，于是他的名字就和这些改变了时代的人并列起来。我不想去说迈克尔·杰克逊有多伟大，有关于此的论述实在太多。我想说的是一种被时间定义的永恒，就像席琳·迪翁说的，他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这种损失还没有显现出来。”
和迈克尔·杰克逊同样伟大的猫王、披头士、弗兰克·辛纳屈和科特·柯本，也和迈克尔·杰克逊一样，都离开了人世（披头士死了灵魂人物约翰·列侬）。猫王死的日子是1977年8月16日，我爸妈都还没认识；约翰·列侬被人开了一枪，曝尸街头的日子是1980年12月8日，我还是个穿着开裆裤的小男孩。在我记事之前，他们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们的喜爱和崇拜，在我成长的1980年代，猫王和披头士的歌正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涌入国内，谁没有听过《Love me tender》？又有谁没有听过《Let it be》？ 和他们的音乐同时传唱国内的还有弗兰克·辛纳屈的《My Way》，没有人看过拿它当主题曲的电影《夺标》，尽管所有的外国歌曲精选里总是这么介绍。有“瘦皮猴”之称的弗兰克·辛纳屈直到1998年5月14日才因心脏病发作死去，享年82岁。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国内媒体会把他当作一回事（哪怕现在也不会），但他确实是美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晚年以后的他活得比较低调，现在我们只能从传记文字中了解他作为“鼠党”（一个艺人小团体）一员，如何游走于好莱坞和黑手党之间的威风，或者从《起锚》等央视反复播放的的好莱坞老歌舞片里看到他的演技和舞技，然而他实在是唱歌比演戏要出彩地多得多的人，他和纳特·金·科尔、平·克劳斯贝堪称情歌史上最杰出的男歌手，绝对的摇摆曲风的王者。国内的爵士乐爱好者一定知道他是谁，在越来越多有菲律宾或者国外乐队驻唱的酒吧里，时常能听到《New york,New york》、《Fly me to the moon》，便都是他的成名作。
1994年4月5日，当涅磐乐队主唱科特·柯本用一把霰弹枪轰烂了自己脑袋的时候，我包括后来很多迷恋其音乐的人恐怕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人。第一次认识他，还是在一年后，从一本音乐杂志上看到了纪念他的专号。这一枪轰掉了一位音乐奇才，也轰出了一个Grunge（垃圾摇滚）文化风行的1990年代，谁又能想到这支英文名叫Nirvana的乐队会在国内掀起一股热潮，当1997年、1998年杭州地下乐队演出的时候，几乎所有参与的人都制服式的穿上了这些东西：长过牛仔短外套的法兰绒衬衣、牛仔裤以及皮靴（all star的运动鞋还是稀罕物），这是科特·柯本带动的时尚，只是传到这里已经晚了数年。 那些靠胶木唱片、卡带、CD传播音乐，靠杂志和口口相传传播信息的时代早已远去，无论杰克逊喜欢不喜欢这个互联网时代，时代却给了他保留自己一切的最好契机。十多年后，总有一些在他过世这年出生的少年，会通过网络或者其它什么更高级的玩意儿听到、看到杰克逊的表演，他们一定会像我对猫王、披头士、弗兰克·辛纳屈和科特·柯本一样，对杰克逊充满感情，深深地爱上他。这，就是用时间定义的永恒。“老兵不死，他只是渐渐老去。” 恍若隔世的相见 她上了妆，皮肤有点松懈，衣服穿得很宽大，看不见瘦身广告里的好身材。她走进来，带着善意的笑容，人们都在看她，但没有掌声，她只好顾自坐下，研究起摆在前面的盆花来。
我看着她，看着眼前这位名叫邵美琪的艺人，没有任何想法。身边的同行小声议论着该问什么，大家都有点意兴阑珊。我努力地回想起，在那个港剧还景气的年代里，我也做过港剧控，假期的时候天天守着电视，《我本善良》和《大时代》一集都没有拉下，正是看着《我本善良》里齐浩男和石伊明曲折的爱情，才喜欢上了这位TVB的当家花旦。回过神，再看看眼前的她，和背后巨大的《珠光宝气》的海报，怎么都醒不过味来。这个邵美琪和那个石伊明隔着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这段空白像巨大的混凝土块横亘在那里，穿不透也跨不过去。
前段时间，陈志朋来过报社两次，皮肤黑黑的，看不出年龄，但显然是成熟老练的男人了。对他的深刻记忆可以拉回到再早的二十多年前，一个用卡带听小虎队的小学生的快乐时光。他第一次来报社，我对他说，我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他笑笑不置可否，或许这样的话早已听过许多遍。我笑笑，不知所措，因为说完这句话，忽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想不起来小虎队的几首歌了。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更巨大的空白，坚硬似铁。
从事这份职业后，见到明人的机会便比之从前要多了许多。看到那些在自己长大成人那十几年里有所影响的人，总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中国以前不是一个重要的演出市场，杭州以前也不是一个重要的娱乐消费城市，等到这个国家和我们的城市都渐渐变得重要起来的时候，那些不再红到发紫的艺人、团体开始一拨拨涌进来。一个人活着少说也要过上七八十年的日子，却永远会对最初的十几二十年记忆犹新，当怀旧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它是可以转化成财富的，演出商们自然明白这一点。
于是，我们去看周华健，看他没有嘉宾，盯着地上的提词器一个人撑满全场，同时去回想十几年前的某个休息天，一个中学生在家里开大了音响听《心的方向》，觉得未来无限美好。 于是，我们去看后街男孩，看一群三十岁的老男孩在舞台上漫不经心地玩乐，竭力用发福的身材和眼角的皱纹还原青春，同时去回想10年前那个春天，在文教区某个大学的食品楼屋顶，几个年轻人为了系里的晚会排练舞蹈，就着那台飞利浦单卡录音机里循环播放的《Get down》，一遍又一遍地跳，跳累了还不忘居高眺望，四处搜寻一对对躲在角落里约会的羞涩情侣…… 相见不如怀念。见到了，是会勾起来无尽忧伤的。好日子永远短暂，也永远属于过去。 多点音乐多点快乐（5月底的西湖音乐节） 又是两天太阳底下暴晒的音乐狂欢，更便宜的票价，更多的人，更多的赞助商和活动。西湖天地成了理想主义者、凑热闹的人以及附庸风雅的活动家们共舞的平台。
今年的看点还是在两个晚上，许巍、陈珊妮、王若琳和张楚是当之无愧的大牌。有许巍的那个夜晚我没有在现场，当然我毫不怀疑他的人气。不过张楚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观众们的热情。不管张楚现在还能不能像以前唱得那么好，也不管他和乐队的配合为何会有那么多纰漏，他依然是我们的青春记忆。一个歌手，那么多年来，凭借第一张专辑被人们牢记，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悲哀。当台下点歌似的呼喊着《姐姐》、《蚂蚁蚂蚁》这些成名曲的时候，张楚选择了不去理会，不善言辞的他没有言辞，只根据彩排的歌单依序唱着。老歌中间穿插着那些新歌，依然如春风拂面般美好。 南方的观众还是那么斯文，当镜头摇到最前排的那些个姑娘，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张迅速涨红的可爱的脸，不会像北方观众或者老外那样，露出“狰狞”的面孔。据说负责治安的保安大队长也对这样的户外活动有了改观，说没想到这些在他听都没听说过的乐队和乐手，会吸引到那么多观众；没想到来了那么多人，大家的秩序还是那么好。看来，往后的音乐节真有望在自由度上来一个大提升了。 过来帮忙的某沪上著名乐队的主唱说，这边的观众素质真是好，不会像其它那些音乐节，看到水平、名气不怎么样的乐队或者乐手上台，会用不雅的手势和嘘声把他们轰下来。我到觉得是因为杭州太缺乏这种规模的户外演出的缘故，大家都饿得太久了，无论是对音乐还是对户外皆是如此，于是那一点点诱惑换来的便是无尽的狂欢。 民族而搞怪的山人乐队，加上西洋地一塌糊涂的王若琳，再加上张楚这位70后的青春纪念品，他们聚集了不同群类的歌迷在同一个现场，相处地总算还融洽——不管他们做什么样的音乐，至少他们是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他们的歌迷当然也同样热爱着音乐。这也是那么多人没闹出什么乱子的另一个原因。 据说成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里的热波音乐节把S.H.E的出场顺序放在了新裤子乐队之后，当这三个青春靓丽的女生上台的时候，POGO（一种互相用身体撞击的朋克舞）地意犹未尽的朋克乐迷们集体比出了中指，把S.H.E的粉丝吓得够呛。 当然，西湖边这场音乐节比起去年来人还是有些杂了，终于出现了貌似专程前来打牌野餐的看客。无论如何，我依旧怀念去年那个有李志（南京民谣歌手）的下午，人不多，却都无惧大太阳，迷醉地晃荡在草坪上，合着李志的歌声，一脸美好。 其实我要的是一个更为理想的状态，让音乐节更多些，让听众分得更细一些，让互动地氛围更融洽一些。 这或许是个奢望。 失去多少又得到多少 这几天忙碌奔波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才发现城市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了，自己住的地方在江对岸，艺术展却开在拱宸桥的艺术园区，中间还得跑到浙大溪西校区的校园里和作家聊天。堵车堵在路上的时候，就在想，城市扩大是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些艺术园区之类的出现，说明我们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有姿色。但城市拥堵的交通，又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无比低下，时间都耗在路上了，这一天还能干点什么呢？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呢？
从城西的作家宣传活动赶到城北参加艺术展，却像是延续了一种精神上的思考，这种思考不在于作家的书和艺术家的书法，而是他们对与得到与失去的看法。那个作家是阎连科，他的新书是关于自己的乡土和父辈的，说起自己年少轻狂的时候，阎连科就心生感慨，“在老家的时候一直想着要脱离这片土地，于是去当兵，到了部队又努力争取提干，以后娶个城里老婆，当城里人。等到这些目的都达成了，才发现自己对家乡充满了愧疚。”这是阎连科失去的东西，他得到了所谓的成功，却发现自己无以回报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爱，以至要用尽后半生去报答那片土地。 那个艺术家是陈振濂，他的成长经历比阎连科幸运地多，家里是书香门第，从小在父亲在督导下饱读诗书。如果换作现在，他可能失去了三年宝贵的童年玩了时光，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他倒因此比那些无所事事在街上打架的同龄人得到更多。他失去的，是对现在这个社会的掌控，或者说是一种无奈感。因为饱读诗书，他从传统经典里学到了许多家国观念，“这让我知道现在为人处事该如何进退，人格建设地比较好。”但他对子女无能为力，因为孩子要考大学，只能放弃那些诗书专心于数理化，“我看看那些东西，要是不当科学家根本没用。”而作为浙大人文学院的院长，他失去的更是对学生在这方面教育的掌控，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所学校能解决的问题。” 忽然想起上海某报上出现的一个笑话，当时某种网络神兽正盛行，一位教授在报纸上引经据典的说那神兽出自《战国策》，颇有来头，事后一查，才发现是网友的恶搞。网络时代，连教授都失去了对自己知识体系的掌控，我们又能从哪里得到实在的东西？ 歌未央，他却晚来十年（5月的黄舒骏上海演唱会） 午夜，从正大广场出来，黄浦江上吹来的风带着一丝凉意。浦东陆家嘴那些高耸入云的写字楼此时早已人去楼空，东方明珠塔下面吆喝旅游的扩音喇叭和潮水般的外地游客，也被白天的最后一丝闷热蒸发地无影无踪。抬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那巨大的形如开瓶器的建筑，就像《魔戒》里的索伦魔眼，随时准备燃烧起来，窥视一切，似乎白天的人头攒动和摩肩接踵都是它制造地巨大幻觉，奇幻地有点不像样子。
是因为气温和还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心里很平静，平静地有点不正常，平静地像没有等他十年，平静地像是他的那些歌，从未曾让一个十五六岁的懵懂少年感动地夜不能寐。 四个小时前，当我急匆匆奔向正大广场的时候，没有看到巨幅宣传海报，也没有指引牌，甚至上九楼的直达电梯都在一阵辗转之后才找到。在演出大厅的入口，只有不多的一些“为你疯狂——黄舒骏上海演唱会”的X展架和海报，显得有点清冷。同一个夜晚，许巍在上海大舞台的演出一定比这个要辉煌地多。但这并不重要，对于一个出道二十多年，最新的唱片也隔了快八年的歌手，我们更多期待的是一种共同地经历，期待重温一种感动。 上座率确实不错，1800人的场地据说坐了八成。有人拖着行李进场，显然刚下飞机，“名博”王小峰拿着相机在前面走来走去，恢复了他三联主笔的身份。上海的同行说，北京的“文青”们甚至为此组了一个团赶过来。 而场地最前排却一片闪亮，那些位置被荧光棒、LED灯和字牌所占据，时不时爆发出“黄SIR我们爱你”的喊声。他们管自己叫“树荫”，黄舒骏这几年在内地的选秀节目上当评审，这些80后甚至85后才借此认识并喜欢上了他。“今天来看演唱会的人，可能各有各的心情吧。前排的观众你们只喜欢我的外貌，后面的观众不一样，你们来之前肯定经历过一番挣扎——他会是我曾经喜欢的那个黄舒骏吗？他有没有变胖？他的头发有没有变少？我怕把你们心中仅存的那点小梦想也粉碎掉。其实，我们都变了，我们都长大了……”这是黄舒骏在开场之后说的一段话，他清楚地知道台下观众已被一分两半。 黄舒骏是第一次来上海开演唱会，按照他“严格”地标准，这甚至是他出道21年来的首次个唱。和黄舒骏一样也是第一次来上海开演唱会的许巍，据说在台上唱到开心流泪。但黄舒骏选择了冷静，他无法时刻改变心态去同时煽动两拨人的热情。于是有《雁渡寒潭》，有《未央歌》，有《马不停蹄的忧伤》，有《恋爱症候群》，甚至有新编的《改变1995》让人泪奔。但就是让人想high却又high不起来，那股憋闷的感觉实在不好受。 黄舒骏来了，但他却晚来十年。他在新编的《改变1995》唱出了姚明也有世博，但2001年后的中国还多了选秀。85后们的选秀思维让黄舒骏感到年轻，但正如一位朋友所说，他们是粉丝，我们是歌迷，总差着那么一点点气场。 又想起去年陈升在上海的两场酒吧演出，更小的场地、更执着的观众、更热烈的互动气氛，如今回味依然如梦。我们等得太久，但我们的偿所愿。 5/12/2009 真相只有一个生活却扑朔迷离
一直在追看《犯罪现场鉴证》，特别佩服这部美剧里那些技术鉴证人员，他们无需什么证供，只需依靠科学技术手段便可以把案发现场精准地还原出来。我记得其中一位演员说过一句台词，大意是说，在一起案件中人的供词是最不可靠的，因为人随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说谎，唯有证据是死的，它不会说谎。 《犯罪现场鉴证》里讲的故事，背后都有人情冷暖，但面儿上多半是些杀人放火的刑事案件，有刀劈火烧的大举动，即便是嫌疑人说了谎，最后也能用证据来反驳他。而到了民事案件，却又多半是勾心斗角的程序问题，说不清道不明的家长里短。在合同上搞一下文字游戏，或者做些缺斤短两的事情。鉴证在此有点不知如何下刀的意思，《犯罪现场鉴证》也有刑事方面的案件侦破了，却解决不了民事纠纷的情结。而剩下的，就都是律师们钻空子辩口舌的余地，用尽了人心里那些污秽的东西。 前几天，写小说《英格利士》出名的王刚，在北京为自己的新长篇《福布斯咒语》举行了发布会。结果一张桌子上摆了两家出版社的同一本书，除了人文社的正版，还有一个世纪文景的版本。就在新书发布会召开的前一晚，被王刚斥责侵权盗版的世纪文景公司，就各大媒体发了新闻稿，详述两版小说出炉的经过，无非是说王刚怎么背信弃义，怎么一女二嫁谋求最大利益，怎么用谣言和假合同肆意炒作尽显奸商本色云云。如此说来，王刚就成了这出戏码里最大的反派了？未必。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王刚澄清说早已跟文景解除了合同。那么文景又成了大反派？也未必。因为王刚在新书发布会上狠狠挖苦文景的女副总，言语间不断往精神疾病上面靠，会后就有上海的同行跟我抱怨王刚太过分、太流氓，女副总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看不到事情的全貌，孰是孰非就无从判断，但这里明显是各人自有各人的一套。就好像那个经典港剧《大时代》里的丁蟹一样，永远活在自己的逻辑里，哪怕是失手打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也能怪罪到朋友惹他生气。你要相信他那套处事哲学，也就能相信他是个大善人。 想起张爱玲的《小团圆》，有人说它虚构炒作，我倒相信那里面一多半是真的。《倾城之恋》也好，《红玫瑰与白玫瑰》也罢，小说毕竟只表达了作家的美好向往，或者说她诸多面目中的一面，何以见得她私下里的生活就非得是这样呢？要是张爱玲的生活不丰富一点，她就不可能如此细腻地了解男人和女人的心。玩笑一点的说法——大流氓的背后隐藏着大纯情，像王朔或者石康，能写出感人的爱情故事，也是对爱情有了彻悟。 又有人说张爱玲不该写这本书，破灭了许多人对她的幻想。既然是幻想，早晚有破灭的时候，真相总会浮出水面。昨天文怀沙来，一众记者看完这位“国学大师”的表演，会后讨论起那一辈文化人的真实生活，又说起章怡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揭露出来的种种，就像我们伟大的小侦探柯南所说：“真相只有一个！”我却总想补上那么一句——生活却太过扑朔迷离。真相会有的，我们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5/3/2009 书博会札记 书博会终于在一片乱像中草草收场。数据依然好看，成交多少多少亿码洋，破了多少多少纪录；场面同样热闹，济南的市民们几乎在场馆里挤破了脑袋，丢包丢鞋丢帽子的大有人在……
像所有建设中的城市一样，济南也有一个开发中的新区，一贯遥远，一贯崭新地没有一点人气。书博会被安排在开发区的国际展览中心里，挑空的展馆有四五层楼高，出版社出资出力的巨幅宣传海报更让人觉得自己的渺小，一进门，冲眼就能看到湖南出版集团别出心裁地挂出了“湖南人能吃辣椒能出书的标语”，看着让人不禁吞一下口水，回味那种特殊的炽烈感。 空气并不炽烈，但灼热。人乌央乌央的，才明白为什么会把“人”和“潮”这两个毫不相干的字放在一起组成一个词语。和去年郑州书博会相比，济南算是攒足了人气。因为是免费开放，并且从第一天就开始面向市民，山东人民蜂拥而至。上午还有模有样的要安检，到了下午，或许是领导们都走了，又或许人来得人实在太多，索性连安检也取消了。于是，人民被迅速地淹没在人民的海洋中，无法自拔……双腿。展馆内挤到什么程度？当电动扶梯把人载到上一个楼层时，所有的人都得趔趄一下，因为前面的人根本堵着不动。 人多的另一个原因是活动时间安排地紧凑。尽管时间表上写着展会从4月25日开始，到4月29日结束，但书博会真正有活动的时间却只有25日和26日两天，于是各家出版社赶早不赶晚，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把活动几乎都集中到了25日一天内，表现出以一场开幕来庆祝闭幕的大无畏气势。 后果相当严重。各家出版社的活动摆摊似的排在一起，这边西路军老战士在疼陈当年的惨烈，隔壁就有年轻作者要介绍残酷青春。那个两天前还在杭州的美国惊悚小说家R.L.斯坦也来了，他被人群围着，手里拿着话筒，却依然把个讲座讲成了声嘶力竭。没有办法采访，因为赶不过来，更因为挤不进去。在25日下午的读者大会上，人多到非但读者被一批批赶了出来，就连记者凭组委会发的记者证也进不去会场，史无前例的成就了一场没有读者的读者大会。
不过这次书博会最大的笑点并不在场馆内，却出在营销高手路金波身上。他避开了喧嚣地展馆，把发布会放在隔壁的酒店里，结果却以一种铺排的意图达成了一个近乎闹剧的“笑果”——没有人不笑的，我们身陷于一场婚宴的包围中，在小孩的吵闹和醉汉的喧嚣里发布三本关乎民间生存的小说，到也切合了路金波一贯的眼球路线。
山东还是一个重学养的地方。在书博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出版社安排了易中天去山东大学，和在那里教书的马瑞芳对话。山大的学生展现出一种近乎狂躁的热情，对话之后易中天只好主动要求校方，在记者见面会后安排签名时间，以安抚学生的情绪。当易中天准备上车离开学校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位发现他的山大女生的表情，裂开的嘴唇，瞪大的双眼，这是忽然而至的惊喜爬到一个人脸上的过程展现。对于学者的追逐，总比对无知小明星的追逐要好地多。 4/20/2009 每周唱片
《Self-Selected 我自选》
艺人：杨乃文 厂牌：SONY MUSIC 语种：普通话 发行时间：2009年4月 杨乃文的英文翻唱专辑，选择了她喜欢的英文歌曲。一张好的翻唱专辑的标准，个人认为应该满足以下几点：选择的歌曲能引起翻唱者固有听众的共鸣；翻唱中有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做出新意。另外就是在编曲制作上要有创新。来看看杨乃文这张专辑所选择的翻唱对象：The Verve的《The Drugs Don’t Work》选择其最经典的专辑《The Urban Hymns》；和陈奕迅合作Lou Reed的经典曲目《Perfect Day》；《Hallelujah》是Jeff Buckley感人至深的曲目……打口青年们应该对这张歌单不会陌生，而唱腔则是典型的“杨式”。至于制作方面，金牌制作人李焯雄为这些老歌加入了很多现代编曲元素，即便是没有听过这些作品的85后、90后，某些小清新的元素也会让他们感到亲切。 非阅读时代的尴尬与坚持 约莫十年前，我刚进大学的那会儿，很喜欢跟一班北京的学长混。有段时间，他们中间流行看一本小说，很厚、字号很小，印得秘密麻麻。后来一位学长告诉我，书叫《寻秦记》，是香港一个叫黄易的人写的，写武侠的。
几天前，黄易的小说精品简体版在上海首发，去了之后搞明白一些事：当年学长们看的都是盗版；让学长们津津乐道的部分原因，是第一版小说“很色情”（黄易原话）。 这之后没过两天，我又奔了上海，这次是为了苏童的新长篇《河岸》。参加完首发式，想起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在隔壁那幢大楼里，就去了。
资深出版人赵武平的办公室在17楼，是大开间办公室里隔出来的一个狭长小间，除了办公桌和一个三人沙发，小间里能找到的只有一样东西——书。书架里早就塞满了，地上、办公桌后面的小柜子上也摞满了。我进去的时候，赵武平抬起埋在这堆出版物中间的脑袋，透过厚厚的眼镜片认出了我。
办公室着实有些乱，却不觉得杂，书架上大多数是英文的原版出版物，白色的椅子和白墙、白色书架为这间办公室搭配出一种典雅的味道。抬头从办公桌后面的小窗口望出去，只能看到一个欧式建筑的圆形屋顶。这一切，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让人有种置身于伦敦某出版公司的错觉。 然而，这是在上海。办公桌那个书堆上，显眼地摆着一本很青春的读物，淡蓝色的封面和手写标题招摇地显示着这本书的低龄阅读群——日本手机小说《君空》，《恋空》的姊妹篇，译文刚出的中文版。“出版社首先要生存啊。”赵武平读懂了我好奇的眼神，无奈地笑着说。 译文是家引进国外出版物的老牌出版社，出过很多文学经典作品，但一上市就能卖掉六七万册的出版物，像《恋空》，却在这里成了稀罕物。面对生存问题，“理想主义者”赵武平很务实，也很踏实，他甚至没有为这本手机小说找一家网络运营商，提供手机上网阅读服务，因为“找不到成熟的盈利模式”。 赵武平并没有跟我推销他的手机小说，临走的时候，他倒是介绍了一些编辑给我认识，一再跟我说接下来要出波伏娃，还要出谁谁谁。对他来说，这些才是重要的，他身上带着一种非阅读时代对阅读的坚持，只是这种坚持需要讲点手段。 和赵武平聊天，我看得出他心里的明白——非阅读时代的阅读带着些许尴尬。从上海回来后，有人问我这两天在忙什么，我说我去采访了两个作家，一个叫黄易，一个叫苏童。那人迷茫了。我说，TVB的电视剧《寻秦记》看过吧？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知道吧？原著小说就是他们写的。问我的人恍然大悟！非阅读时代，哪怕通俗如黄易，也早成了某种经典被多数人远观。 4/9/2009 Jade Goody的生死秀(未用之稿) 罹患癌症的英国真人秀女星杰德·古迪死了，在众目睽睽下演完了人生最后一场大戏。无论赞也好骂也罢，人们总是喜欢看到比自己生活境遇更惨的人在舞台上出丑，这就是杰德·古迪大受欢迎的根本原因。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杰德·古迪或许并不清楚这一点，但自己很走红她是知道的。她也清楚，自己死后，只有21岁并且暴力倾向严重的丈夫杰克·特威迪是靠不住的，指望他担负起抚养两个孩子的义务，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她要在死亡之前奋力一搏。很难说杰德·古迪和公众之间到底是谁利用了谁，又是谁娱乐了谁。但这个因社会造成的弱势女子，终于用一场生死真人秀换得了社会对她的回报。
悲剧家庭的产物
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杰德·古迪完成了从婚礼到葬礼的全过程，甚至连“死亡日记”都完成了交到出版社手里。赚钱，用尽各种方式赚钱，哪怕抛弃自己仅剩的一点点尊严。杰德·古迪不知道赚多少钱才能让她的两个孩子健康成长，她只希望用足够的钱让孩子们不再经历她所经历的那一切。 可以说从降生的那一刻起，杰德·古迪就是不幸的。当1981年在伦敦东南部一个贫民区降生时，她所面对的就是一对瘾君子父母。这是个典型的“问题家庭”，两个人在结合的时候，已经对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在杰德两岁的时候，父亲抛弃了她们，并且因持械抢劫入狱，2006年因吸毒过量死亡，死时才四十多岁。而独臂的母亲就此对男人彻底失望，最后索性改变了自己的性向。 杰德·古迪是跟着母亲长大的，这样的家庭环境很难带给她良好的教育。她就这么浑浑噩噩的成长，直到2001年因拖欠房租和母亲一起被赶出政府提供的廉租房。这个债务缠身的牙科护士，终于进入了真人秀节目《老大哥》，希望赚笔钱解决财务困境。那时的杰德·古迪已经21岁，肥胖、粗鲁，说着一口破英文，看上去似乎继承了父母身上所有的不良基因。她进入真人秀节目的第一个晚上就喝得酩酊大醉，脱光了衣服，迅速成为最吸引眼球的参赛者。 因粗俗无知成名
在《老大哥》这档真人秀节目中，参赛者其实并不真实，他们在镜头面前总是使出百般伎俩，希望博得观众的喜爱，因此一夕成名也往往是昙花一现。但杰德·古迪不同，她粗俗无知，但她并不认为粗俗无知是件坏事，所以她从不伪装自己，这也让她特立独行。为此很多人不喜欢她，连《太阳报》这样最爱八卦的小报，都把她称作猪，号召观众用选票把她赶出真人秀。 但人们还是忍不住打开电视看她，对她的糗样满心期待，想着她冒出的新笑话。杰德·古迪认为里约热内卢是个小伙子的名字；她把开心果当成著名画家；她大骂印度宝莱坞明星希尔帕·谢蒂是狗，让她“滚回贫民窟”，引起种族矛盾和国际纠纷……而这些事件都能在第二天迅速成为英国广为流传的谈资。 杰德·古迪成了英国的名人，出自传、出香水、出健身操DVD、出现在各类电视娱乐节目里，她靠爆自己的料获来一个又一个杂志封面，也换来了豪宅和名车。 但在英国主流社会的观念里，杰德·古迪终究是个笑话，是笑话就有结束的那一天，只是这个结局来得有点太过残忍。2008年8月，杰德·古迪前往印度参加谢蒂主持的印度版“老大哥”真人秀，以表示她对谢蒂和印度人民的歉意。与此同时，她得知自己被确诊为宫颈癌，而且到了晚期。 用生命赚钱体现母爱
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从一个破碎而扭曲的家庭走到聚光灯下，杰德·古迪享受到了她以前未敢想过的名利。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让她唯一放不下心的只有两个才四五岁大的儿子。杰德·古迪做了一个决定，从真人秀节目中走出来的她，要在真人秀中走完最后的人生道路，她甚至希望自己的葬礼能够盛大并且公开，作为这场真人秀的闭幕式。“我现在要撑住最后一口气赚钱，为了我儿子以后的生活。”杰德说。 杰德把自己最后的日子交给英国头号媒体公关大亨马克斯·克里夫德全权安排，她的病情、治疗情况都有电视台跟踪拍摄，杰德将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销量和收视率的保障。为了让这场秀更有可看性，她和正在服刑的男友杰克·特威迪甚至举行了一场生死婚礼，《OK！》杂志和英国Living TV分别购得了独家平面媒体和电视报道权，仅《OK!》一家就花了70万英镑，总的签约价值估计接近100万英镑，足可媲美《OK！》杂志1999年买下小贝婚礼独家照片时所支付的费用。 对于这样一个将死之人，公众舆论并没有一边倒的同情，甚至有网站竞猜杰德的死期，奖品是一台ipod。公共媒体也没有作出什么好的典范，在杰德还没有去世的时候，《OK！》杂志的纪念号就已经出街了。 3月22日，杰德·古迪终于还是走完了自己短短27年的人生道路。直到此时，人们似乎才意识到一个生命的消逝，才意识到杰德挣最后一笔钱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伟大母性。甚至连英国首相布朗也对古蒂之死“深感哀伤”，“她是一个对生对死都很勇敢的女人，全国都钦佩她决心为孩子提供美好未来的行为。”对于公众心态的巨大变化，身患癌症的电视主持人特里夏·戈达德分析道：“这里面的确有很多阶级的划分。一个聪明的学者可以写自己的死，可以表现勇敢，自我批判，但哪来的这么个丫头要死在摄像机前？” 每周唱片
《Yelling》
艺人：谢安琪 语种：粤语 厂牌：新艺宝 发行时间：2009年3月 由律师周博贤（也有音乐专业的学位）一手推出水面的谢安琪又出新碟。谢安琪算是现在香港最红的新人，在2008年度四台颁奖礼中获得最多奖项，而上一张专辑里的热门单曲《囍帖街》去年在香港广为传唱，这次也在新专辑里收了中文版《欢送会》。
新专辑的风格非常多样，周博贤试图在地下和主流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让临听者很有一种音乐博弈的感觉。比如专辑第二首歌《字里行奸》，歌词部分是对香港八卦文化的批判，音乐上用了粤语说唱加重金属，这种曲风和内涵，让我们看见早年的亚龙大、LMF等香港地下乐团的影子在谢安琪身后闪现，仿佛影影绰绰寄生于香港这个巨大冰冷的现代怪物体内的地下生命体。《方玲霞》则明显带着张国荣《Monica》的影子，弥漫着80年代英伦电子风。主流方面则有《祝英台》和《年度之歌》，却也大路地异常彻底。 
《H3M》 艺人：陈奕迅 语种：粤语 厂牌：新艺宝 发行时间：2009年3月 “K歌之王”这个名头给了陈奕迅，只能说是他的工作面孔。很多人讲，《H3M》是张凑合的作品，对音乐品质有要求的人应该即刻关掉。但是仔细听来，会发现或许这种做唱片的方式才是陈奕迅真正喜欢的。
这张专辑是由Gary Tong、黄仲贤、Davy Chan、Joey Tang等组成的“H Cube 3 M Band”，与陈奕迅结束了08年世界巡演之后，以“一人一首”的方式的再度合作。这是一张音乐人和歌手之间玩出来的专辑，这种玩的状态，让陈奕迅在演唱时变得非常放松甚至有些松懈，整张专辑也没有特别亮眼的歌曲，包括主打歌。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如果陈奕迅真能和乐队玩出一张经典专辑来，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突破。此外，这张专辑里的歌词值得注意，相当风花雪月，并且文艺。 老鼠儿子不一定能打洞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国产民谚一出，好像长辈能干吗小一辈就一定能干吗，无需教导、无师自通。这样的例子，并不是没有，王若琳能成为窜红的新人，是因为她有个知名制作人爸爸王治平；科林·汉克斯能在好莱坞展露头角，是因为他有一个影帝爸爸汤姆·汉克斯，只不过这些人都是艺术家庭出生，艺术本来就是需要天赋的，得了长辈的遗传也正常。
艺术家的宝贵之处在于才华，当然可以特立独行一些，哪怕性格乖僻也没有多少人会去怪罪他。但企业家除了要有做生意的天赋，却也是一个需要懂得与人交往，需要高情商的职业。 最近中信出版社出了卡内基的正版书，又恰逢台湾的卡内基训练专家黑幼龙来给浙大总裁班讲课，于是就去凑热闹。总裁班也就几十号人，放眼望去却不止中年老板，还有些20岁上下的年轻人。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们多半是富商家里的二代，准备在这里提高自己，今后接班家族产业。金融风暴里幸存下来的浙江企业家们，对接班人的培养意识愈加紧迫，他们需要一辈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来继承家业。 不过对这些来上课的富二代，负责总裁班的教授却给了这样的评语：水平参差不齐，但总体来说不怎么样。卡内基培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教人怎么提高情商，这和台湾心理学家张怡筠从《心灵花园》的演播室里消失之后，所投身的培训事业一样。这位教授指的不怎么样，说的正是二代们待人处事的能力。饭桌上，这位教授说起一个小故事，他的儿子连续两天请了两个同学来家里吃饭，前一个吃完了没有离桌，还帮着收拾碗筷；后一个吃完了就起身顾自去一边玩乐。教授说，前一个的家庭环境很普通，后一个则来自一个有钱人家，“我和太太讨论他们以后谁会更有出息，我们都觉得是前一个，不是说后一个没有礼貌，但他家里实在有很多东西没有教他。” 在过去混乱的年代，家里子女多，孩子和兄弟姐妹们终日接触，在社会的历练中迅速成长。太平盛世了，生活安定的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教育就成了很重要的一环，却又成了很缺失的一环。金融风暴刚来的时候，网上流传过一个帖子，一个富二代的孩子向大家求救，说是家里破产了很惶恐，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下去，而所谓的“破产”，是说父亲的资产从千万变成不足百万，家里还剩一栋别墅、两辆豪车，这种“惶恐”实在是很让人无语。我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也是，身家起码过千万，对自己的孩子却头疼不已，很希望把孩子带去偏远山区住上一段，给他来一个震撼教育。夫妻两个忙碌地牺牲了陪小孩的时间，只能用娇宠来补偿，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小孩对优渥生活的习以为常。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就是某个特殊训练学校的故事，娇惯坏了或者和父母沟通有问题的孩子被送到这里，过集体生活、实行军事化管理，在得到家长同意后，教官还对特别顽劣的孩子轻微体罚，方式正确与否存在争议，效果却是明显的。 卡内基也有青少年培训，包括亲子培训，父母和孩子一起训练情商。这一块是在台湾做起来的，美国总部并没有，而且拿回去也开展不起来。黑幼龙分析，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舍得给孩子花钱，“孩子如果说想要参加培训，家长一定会让他去打工，打工还是很辛苦的，很多孩子就放弃了。”我倒觉得另有深意——孩子真的去打工赚了钱，知道了出社会的不易，而打工的过程又多半使他磨砺出与人打交道的技巧，这不比上什么培训课都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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